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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毛毛和仔仔共同搭建经营了一个第四方支付平台（也称聚合支付平台），为游戏公司、赌博网站等提供支付结算服务。毛毛负责技术运维，仔仔负责拓展上游客户和招募“码农”等代理。

　　平台运营六个月后案发，经查，平台提供支付结算流水累计650万元，收取服务费6万元。公安指控，毛毛和仔仔涉嫌开设赌场罪，下面几个“码农”涉嫌帮信罪。

　　国内移动支付技术发展迅猛，银行及第三方支付机构纷纷拓展线上商户，以抢占支付市场份额。于是，一个店铺可能同时拥有某银行、微信、支付宝、云闪付等多个渠道的支付码，消费者选择困难，店铺管理也麻烦。于是，第四方支付平台应运而生，其将银行或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多个支付接口，聚合形成一个通用的支付码，从而实现“一码通付”的效果。

　　在业务权限上，第四方支付平台属于“收单外包服务机构”，只能负责“收单”，即聚合支付渠道和支付信息，不能直接直接接触资金。也就是说，第四方支付平台不能提供支付结算和资金清算服务，所以，搭建、运营这类平台一般也不需要支付牌照。

　　实务中，一部分第四方支付平台利用技术优势和监管漏洞，突破业务权限，将大量私人收付款账户与平台绑定，进而将一些灰产资金以“化整为零”的方式进行流转。

　　比如，赌客为网赌充值时，网赌平台不直接收款，而向其展示收款码（第四方支付平台提供）；赌客扫码支付，“码农”确认资金到账后，第四方支付平台再通知网赌平台；此时，网赌平台再给赌客账户“上分”（即配置赌资）；“上分”完成后，第四方支付平台和“码农”各自扣除约定比例的服务费，再将余款转至网赌平台的指定账户。

　　表面上看，网赌平台没有直接从赌客处收款，而是以一笔笔正常商铺交易的形式跟第四方支付平台结算，而第四方支付平台正是为这些店铺提供收单服务的，貌似没毛病。

　　但通过金融查询和追溯技术进行穿透式审查，即可发现大量商铺交易金额流向了某一家或几家公司主体，且这些资金的清结算是由第四方支付平台直接管控的。这意味着，该第四方支付平台超越了“收单”权限，直接触碰了真实的资金并决定资金的分配和划拨方向，属于典型的踩红线。

　　如此看来，这类第四方支付平台的行为是“非法从事支付结算业务”，应该以非法经营罪论处，为何被指控涉嫌开设赌场罪？

　　第一种观点认为，两高《关于办理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、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使用受理终端或者网络支付接口等方法，以虚构交易、虚开价格、交易退款等非法方式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的，属于“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”。

　　可见，第四方支付平台利用网络支付接口，以虚构交易的方式为网赌平台提供赌资的结转服务，符合上述情形且涉案数额超过500万元，应以支付结算型非法经营罪论处。

　　第二种观点认为，根据两高一部《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二条第（二）项，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，收取服务费数额在1万元以上或者帮助收取赌资20万元以上的，属于明知是赌博网站而为其提供服务或者帮助的，以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论处。

　　由此，第四方支付平台在明知上游客户系非法网赌平台的情况，仍帮助收取赌资650万元，属于“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”，应以开设赌场罪论处。

　　第三种观点认为，如果第四方支付平台的经营者与网赌平台存在事前通谋，则属于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，以共犯论处；如果没有事前通谋，但知道是赌博活动，仍为了牟利而提供资金结算服务，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性。

　　从主观故意的角度，该观点有一定道理。而且，本案中，毛毛和仔仔运营的第四方支付平台上游客户不只是网赌平台，还有游戏公司等合法业务，故该支付平台是否系专门服务于网赌平台的事实存疑，毛毛和仔仔是否与网赌平台经营者存在事前共谋的事实也存疑。

　　因此，基于存疑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，该第四方支付平台不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犯，应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。

　　当事人C某等人为某赌博网站周转资金，并从中牟利。案发后，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移送审查起诉。

　　经审查，法院认为检察院指控的罪名不当，C某等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赌博犯罪，仍为了非法利益而提供支付结算帮助，但其与赌博网站没有共谋，应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。

　　当然，也有部分法官认为，这类行为虽然不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共犯，但属于非法经营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想象竞合犯，应择一重以非法经营罪论处。

　　如[2021]渝02刑终238号（人民法院案例库“满某、孙某非法经营案”），

　　法院认为，搭建、运营聚合支付平台为赌博等违法犯罪网络提供资金转移服务的行为，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，同时也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依法择一重罪以非法经营罪处断。